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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雅克在这个互相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

发布时间:2019-09-13 20:38:36 编辑:笔名

马丁•雅克:“在这个互相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

对于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评价,西方学术思想界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009年,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前《独立报》副总编出版了一本在西方颇具轰动效应的着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在书中,马丁·雅克再三强调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秉承着一套截然不同的主张、关切点与价值观的“文明国家”。“这可以归结为中国古老传统的一部分,”他写道,“国家在经济中通常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被广大人民当作社会的保护神和化身。”

无疑,在马丁·雅克看来,政府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所具有的文明的特殊性也确保其在未来发展中将走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支持者认为他找到了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批评者则觉得他明显低估了西方对于世界未来的洞察能力,“发端于西方社会的法治、民主具有跨文明的普世价值”。

“中国统治世界,难道说非洲通用语将是中文?各国外交官将不得不向北京献贡品?”《泰晤士报》刊发的书评不乏揶揄之语。

对于马丁·雅克的不同看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下西方知识界对于中国——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庞然大物——的复杂心态:必须要面对,却又难以看懂。

近期,本报在北京专访马丁·雅克,请他对中国的未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经济危机加速中国崛起

《21世纪》:怎样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格局变迁,有人说这场危机结束了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地位,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力量。您好像也持这个观点?

马丁·雅克(以下简称“马丁”):拜这场金融危机所赐,自2008年初绝大多数的西方经济体就开始萎缩,包括我所在的英国,而中国经济却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08年爆发的这场危机加速了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同时也加速了西方的相对衰落。有种说法是中国经济会在2018年超过美国,也就是6年后,当然也可能会更早。

西方世界的精英们应该纠正错误的认识,在我看来,或许这场肇始于西方世界的全球性危机远未结束,也许我们亲眼所见的这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仍将从不同程度上再施加五到十年的影响。这在欧洲几乎一定会发生,美国的情况也许会更为困难。西方现在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在于它们并不真正了解这场危机,这场危机的复杂性尚未具象化。我的一位好朋友曾跟我说,西方这场经济危机让他想到了在抗生素发明前感染病毒的病人,当时还没有防治感染的相关技术。与之相似,对于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并不是很清楚该怎样应对。

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这场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显然,它并不仅仅是一场财政上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讲它还是一场结构性危机,并将造成深远的政治后果。在欧洲,这场危机很明显地给欧洲政治精英们带来了困扰,并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动荡。而且,从制度层面来讲,这场危机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对于自1945年以来促进欧洲统一的最大的事业也即欧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认为这场危机标志着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你要知道,自由主义曾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21世纪》:那么这场持续至今的危机,对于中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马丁: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它加速了中国的崛起。在此次危机之前,西方一直在经济能力方面享有盛誉,而这次危机则从根本上损害了西方政府的名声。然而,硬币也有另外一面,这场危机使得中国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遭受严重打击,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出口非常不利,中国该如何应对?我认为中国将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是西方市场将长期停滞这个事实,并不得不另寻维持自身发展的办法,这也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产生极大影响。

《21世纪》:但总的来看,在经济层面对中国还是利好,会不会使中国更早登上舞台中央?

马丁:没错,中国将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更为重要的力量,我甚至认为中国会改变世界格局。从此次危机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塑造者,我们刚好能看到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初见端倪。

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由于资源密集型产业众多,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因此,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出口产品都到了中国。但中国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国,早在2007年中国在商品出口份额上就超过了美国。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比如说到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很多重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绝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在世界各地留下足迹,与世界各地建立经济联系,具备对世界各国的重要性,并且经济上的这一转变还会衍生出一些政治意义上的结果。这种增长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未来中国的贸易经济规模将远大于美国,这确实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人民币的崛起。2008年末,中国开始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发行人民币,尤其是在贸易结算中开始使用人民币,现在中国每年大约有10%的国际贸易都通过人民币来结算。据预测,在2013年到2050年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的一半都将通过人民币结算。然

而,这肯定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中国实践经验尚不足。但它表明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必将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崛起将以某种方式导致美元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的衰落,因为以后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可能会以人民币而非美元结算。虽然由于美国政府、银行等多方面的努力以及游说的作用,目前美元地位尚稳,但其优势已不再有,这是毫无疑问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已无法再维持其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未来若干年人民币有很大的机会取代美元。

改变经济与政治格局

《21世纪》:世界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变化吧?

马丁:关于世界经济体系将有何变化的讨论一直很热烈。有观点认为,由于现存的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继续存在下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永久性特征。我想明确地说,这种观点无法令人信服,我认为我们将迎来的是恰恰相反的图景。因为现存的国际机制,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面临极大的改革压力,同时它们也将会极强地反抗这种压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反抗是经常性的。

此外,一些新兴的机制也会开始行使一部分原来属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我在演讲中提到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它们已经在实际上行使了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实际上,在2009年和2010年它们发挥的作用比世界银行还要大,有人甚至提出了“金砖国家银行”的构想。

所以,我认为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改革的压力和现存机制的反抗之间的较量,也会有新的世界性或区域性机制逐渐开始替代旧的机制发挥功能。对美国主导的现存体系的冲击,不会只是简单意义上的,不会只是从美国向中国的权力转移,而将会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冲击。一旦美元像1931年黄金丧失“金本位”地位那样丧失其现有的地位,就会出现一个双重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元与人民币的抗衡,第二阶段是美元被人民币取代而退出国际经济体系。

《21世纪》:您的这个判断会不会过于乐观?现在中国的学者似乎更为现实,他们将中国发展的比较目标锁定在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更多谈论中国今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您怎么看中国朋友的这种担忧?

马丁:我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对世界施加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还没有达到能施加这类影响的水平,比如中国经济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发展,但它确实已经开始在深远地影响着世界。无论在那个大洲,你都会发现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未来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调整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是如此庞大,且发展得如此迅猛——这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我们以前还从未见过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能以每年10%的增速发展。最接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自南北战争起到1940年之间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过你别忘了,美国的人口数量一直远小于中国,而且即使在那个发展劲头最强的阶段,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从来没有超过每年3.5%。因此,我们应当明白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不仅在重塑自身,也在持续地重塑世界,这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但是不管怎样,未来中国都将统治更大部分的世界,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大。我想再补充一点,一些东亚国家错误地认为这一转变是明日的议程,但总有一天这些国家会发现,这一转变其实在当前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对于中国来说,这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至于中国会不会重蹈拉丁美洲国家覆辙,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这有赖于中国的领导者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国家变革。

“在这个互相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

《21世纪》:让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如果将未来中国的崛起视作是一个既成事实的话,您对中国的“邻居们”(尤其是那些为此而感到焦躁不安的)有何建议呢,比如说印度。

马丁: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但我认为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是抱有抗拒心态的,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方面,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具体的,也就是1962年发生的那场中印边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印度被中国打败。我想对印度说,你们应当解决边界纷争,因为如果不解决与中国的冲突,就一直会陷在那段历史中,从而无法制定出一个清晰的对华关系战略。我对印度的建议是:中国是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规模是你们的四倍,因此你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你应当建立和发展明确的印中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您想学习如何发展,你能获取最多重要经验教训的地方是中国,而非美国!

《21世纪》:澳大利亚呢,他们刚刚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书中表示“任何旨在限制中国崛起的政策都不会奏效”。

马丁: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它离美国和英国非常遥远,但它的思维模式是西方式的。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比美国对澳大利亚重要得多。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澳大利亚已经进入了中国经济的影响范围。因此,现在澳大利亚成为了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国家: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是西方国家”,“我们有着西方的思维模式”,“我们拥有西方的历史”,“我们使用西方的武器”等等;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前景正愈发紧密地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澳大利亚不应一边坚持“我们是西方”,一边声称“中国对我们的经济很重要”。澳大利亚必须进一步想清楚自己是谁,以及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时代”中,澳大利亚将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先锋。

未来挑战是保持凝聚力

《21世纪》:为确保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要不要加快改革的进程,并将西方的制度作为范本,这是很多中国人都在问您的问题,一些西方的观察家也就这个问题跟您有过争论。中国东部地区的富裕人群现在渴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您怎么看待这种渴望?

马丁:中国政府为什么在有些方面的改革步伐不快?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发展历史。一方面是基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系统;另一方面,较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并不仅是自1949年来如此。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内最不同凡响的转变。当然原因很多,但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中国政府。你所描述的东部地区的一些情况也许是对的,他们有能力施加压力,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团体,也有自己具体的关注点。对我来说,很难判断他们究竟是对还是错,也许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政府的职责是从全局出发,而利益团体倾向于只为自己考虑。

《21世纪》:不过,很多中国学者

却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更多应归功于私营部门的不断壮大,他们是改革的“主角”和“生力军”。

马丁:我不这样认为,情况要更复杂。即使你提到的观点是对的,私营部门的努力也离不开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并不仅针对私营部门,它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执行的政策所决定,这点很重要。否则,你可能得到的是一个更自由的市场和一个不得力的政府,就像现在的美国。如果中国疏忽大意,就会出现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华尔街买通两党和媒体,政府则成为华尔街的囚犯,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们是一个利益群体,国营企业又是另一个利益团体,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是管理不同的利益团体。我可以想象,在一些条件下,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比如对富裕省份的不满,认为这些省份应该多给贫困省份以帮助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谁来做最终决定?肯定还是中央政府,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

《21世纪》:那么在未来,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否应给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更多的发展空间呢?

马丁: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私营部门会得到更多发展空间,因为中国正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多自主权意味着更多主动性,这一定会发生。但从中期看,中国政府仍需要保持它的地位,这有历史和社会双重原因。政府在中国起到很大作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为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规模。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的东部地区一直团结在一起,这本身就是杰出的成就。中国确实曾经是个大帝国,其它帝国都已消亡,而中国还在,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种机制造就了国家的凝聚力,中国始终有一种向心力,这点非常不一般。汉民族在过去的两千余年里,都将国家视为是维护统一和完整所必不可缺的,不仅在共产党执政期间如此,这样的国家观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即使在中国饱受屈辱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也没有人真正想要分裂国家。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分裂主义的现象。

你不能只考虑中国东部地区的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空间、更多自由,问题远比这个大,你必须用更广阔的视角看国家机构的重要性。我选择去看全局,中国会保持自己的特性,不会变得像美国。不可能,也不会。如果真的变得像美国了,我怀疑中国是否还会统一稳定,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那个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一方面,东部地区的私营业主在施加压力,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利,这个问题很重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收入不均问题还在不断深化。两者都重要,还可能互相冲突。但是允许东部地区的私营业主更快更多地挣钱,可能会恶化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均的问题。因此,未来中国所面临的潜在挑战是如何保持国家的凝聚力。我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入不均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最有可能打断中国崛起的这一进程?

马丁: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收入不均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这样的话中国由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转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我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人民需要感觉社会是公平的,他们的付出得到公平的回报。不平等的程度越广,人民会愈发感觉政府不公平,于是他们会开始质疑、失去信心,甚至通过一些活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知道,有些民众认为这个国家的富人是靠官商勾结致富的,存在着权钱交易。如果人们普遍有这种想法,当他们过得还可以时不会有太多不满情绪;而当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个人生活水平提高停滞时,不满情绪就会变得强烈。

其次,收入分配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它不简单是个经济问题。有人今早还在说这个问题,中国社会面对极端的贫富差距仍然感觉自我良好,这显然不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会比较差,家庭得到的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也会很有限。这个社会带着内置的不平等机制,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永远不会得到你能看见的东部地区所享有的机会。这是一道社会的伤疤,无论你从中国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来审视,还是从共产主义或是毛泽东思想来看,莫不如此。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令人绝望的问题,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我注意前一段时间重庆所发生的事情,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目前确实存在许多不满情绪,关键是这些情绪是否能够得到政府的关注与解决。中国政府必须应对这些不满情绪,否则在政治上,今后这些问题会变得愈发棘手。

每次我在中国称赞中国的某些方面时,总有人说: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的确如此,因为你们要管理一个大国,这里的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中国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发展变化,这个过程很复杂。但我确信,在这个拥有不同的现代化方式互相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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